[[16]]总之，无论是洒扫应对的日用仪轨，还是己立立人的忠恕之道，或者博施济众的仁德圣功，经过宋儒的诠释之后，它们均已经被提升为贯通万物的天地之心、主宰宇宙的天地之理，是贯通、主宰、周流于我们生活的形而下世界中的形而上之天道。

……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其次，因质疑天人感应而引发对天神信仰的失落。其次，与这种价值意识相关的是，它们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差异。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有自己的显著特征，其思想的逻辑起点与最终结论不是人的知识、理性，恰恰是人情，这一点，曾为梁漱溟、钱穆等指出，梁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周孔教化以情感为其根本。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两种理想人格类型，它们是魏晋与宋朝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故而二者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魏晋名士往往是与不拘礼法、率性纵情、风流潇洒、饮酒服药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魏晋名士在实践中、在理论上均追求获得 至乐、逍遥，但由于他们得到的乐不是来之于名教本身，而是来之于超越名教的自然之道，故而没有真正解决名教可乐的问题。

魏晋玄学以性统情的学说被周程张朱等汲收到理学思想体系中去。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在中国书院史上，能较好地体现书院教学内容与活动的史料是程端礼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如果这项要求被拒绝，就以暴力方式来反抗封建权力，并要求宪章的自由。[[12]]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科举制度在为统治者选拔文官的同时，亦有控制士人思想的功能。粤秀书院规定，在乡试的年份，增加招收生员、监生30名。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曾经过说过：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时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

而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权是与欧洲城市自治密切关联的。[[11]]《朱子语类》卷十三，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07页。

统治者通过指定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引导包括书院在内的教育机构按照科举考试的模式培养人才，最终实现其政治控制的目的，为科举培养人才成为教育机构的主要职能。虽然赐额是私人性质的书院得到统治者认可的最直接表现，但也是统治者试图通过精神鼓励的方式，将书院纳入其控制范围内的有效手段。其零星赴辕求取者，一概不准。不仅如此，皇权有时还会根据统治的需要抡起政治权力的大棒，削弱或剥夺书院的自治权，明代中后期四次禁毁书院即是典型例子。

汤普逊说：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演进的。[[9]]《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四十三，雍正四年四月条，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31页。在书院招生方面，官方不仅有权决定书院招生人数，还直接参与招生过程，有的书院的招生权还被官方所掌控。四川莲峰书院也在科举考试年份增加招生名额，乡试年份增加招收生员20名，待遇与正课生相同，享受书院提供的津贴。

从创建的自由而言，北宋初期创建书院的目的是满足士人获取科举应试知识的需求，弥补官学之不足。[[10]]书院招生过程也全由地方官吏主导和监督，一般是由监院呈请地方官府公布招生考试——甄别考试日期，各地生徒至监院处报名投考，然后参加由地方官吏主持的甄别考试。

而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权的获得则是师生仿效城市自治和行会自治，通过不断的斗争，向教皇、君主和市政当局争取而来的，而且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因此这种自治权是相当稳定的。而书院的办学理念则表现出独立性，书院强调通过研究与传播儒家学术，让士人能更加全面地认识道，最终实现把握领悟最高哲学本体的目的，即所谓的讲学明道。

以书院为基地开展会讲或学术交流成为学者们解决学术分歧、进行学术合作的重要方式。长期的聚居、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经验终于在居民中间养成了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那反映在以和平方式要求领主，不论是男爵、主教或住持，承认城市为一个自治社会。从《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来看，书院的教学内容是十分全面的，与官方以科举应试知识为主体的教学内容有显著差异。可见，行政权力已经渗透到书院创建、修复与管理、教学过程的全部环节，使书院的独立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行政权力成为调控书院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书院所追求的自治权因而无法完全实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关系与政治关系是同构的，国的政治关系中包含着家的伦常关系，家的伦常关系中有体现着国的政治关系。与王阳明相互激扬的另一位心学大师湛若水在50年的讲学生涯中，创建并讲学于多所书院，以宣讲他主张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思想。

[[11]]这样，以理学为教学内容的书院是符合统治者政治控制手段要求的，因此，以宣讲理学为主要职能的书院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确立这样的办学理念是与宋代理学家的学术理想息息相关的。

书院教学与科举考试密切结合，考课是明清书院开展科举教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很多书院还将考课写入学规之中，使其进一步制度化。[5]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合肥：黄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6]]李秉忠：《中世纪大学的社团机构性质》，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6月，第61页。

不同行业的市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者为进行规模化生产，往往会组织成社团或者行会，每个社团都是法人，他们可以依据章程采取统一的行动，中世纪欧洲是个社团的世纪，独立的个体是少有的，人们都依赖于某一群体，某一社团。二．古代书院自治权的限定 尽管中国古代书院具有自治权，但与西方近代大学相较，其自治权是有限的。

为科举服务虽然使书院在科举社会中获得了生存空间，但也因此沦为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工具，其自治权也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发挥。南宋的讲学之风并未随着赵宋王朝的终结而消失，元代统治者在允许南宋遗民创建书院继续讲学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学者在北方创建书院，程朱理学由此而向北拓展。它将生徒学习分为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入学之后和自十五志学之年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规定了必读之书和读书的次序。十五岁以后的学习内容是以儒家经典的经注、或问及本经传注为主，如朱熹的《四书集注》等。

三．书院自治权的社会政治基础 尽管中国古代的书院和中世纪欧洲大学都有自治权，但二者的自治权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二者根植于不同社会政治结构之中，中国古代书院的自治权与中国家族自治权存在同构关系，而欧洲近代大学的自治权与其城市自治权存在同构关系。由于书院不属于官方教育体系，有独立自主的办学理念，因此它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与方法的运用、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立性。

西方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社团或者说行会（Universtas）密切关联。为实现讲学明道的办学理念，书院可以邀请不同学术学派的学者前来讲学，会讲与讲会是最为典型的方式。

[[8]]E.P.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8]]再次，大学师生享有学校内部管理的自治权。

[[3]]可见，官方教育机构的办学理念即是为科举服务。[[3]]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的几个问题》，转引自杨东平：《大学精神》，北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书院有限的自治权只有在与国家控制手段相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从统治那里获得。书院为科举服务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人才培养基本上是以科举为目标。

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建和修复书院，以便能研究与传播学术思想。[[7]]E.P.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这种权力有利于大学在经济上独立，为学术自由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中世纪大学是在与教会、封建主和市政当局的斗争中获得的，他们的自治权获得了这些权力机构的法律认可，因此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权能在长时间内得到维持，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基本上都不开展学术研究，为科举储才是其主要职能。元代山长聘任的做法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形式上的改变，虽然山长已经不再被视为国家官员，但选聘山长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中。